【央广时评】人人参与、人人受益 让垃圾分类成为低碳生活新时尚

为中央大学《应用伦理研究通讯》创办人、香港中华生命伦理学会创建者之一，曾兼任《鹅湖》月刊社长。

进而言之，既然‘马克思与‘孔夫子作为当代中国两个最大的符号，象征着现代与传统、激进与保守的二元对立的扬弃，那么，就决不能把二者当作两个只须顶礼膜拜的偶像并排除其他思想文化，而应当以一种更加开放和自信的心态兼容并包，广泛地吸取一切有益的思想理论的、制度性的资源，藉以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冯友兰用中国传统术语对历史的矛盾运动和马克思辩证法的解读，未必妥当，的确可以商榷。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不可能摆脱儒家和法家的影响。这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的先进分子。我们其实是经常地处于传统之中，而且这种处于决不是什么对象化的（vergegenstandlichend）行为，以致传统所告诉的东西被认为是某种另外的异己的东西--它一直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一种范例和借鉴，一种对自身的重新认识，在这种自我认识里，我们以后的历史判断几乎不被看做为认识，而被认为是对传统的最单纯的吸收或融化（Anverwandlung）。（梁启超，第54、77页） 马克思的思想最初被介绍到中国来，也与这种进化论或进步论分不开。四是但重作官，不重谋食，易入民贼牢笼。

第一位的用以指导革命运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它固然能够使投身革命的人们在革命中实现其意志和价值，也给广大民众以精神上的引导和鼓舞，但是，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寻求的人生意义，他们情感的和信仰的诉求，毕竟要受制于他们在几千年问形成的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有中国传统的特点，如重视人伦日用、讲究合乎情理、主张不偏不倚、热爱和平追求和谐等。天下秩序虽然是前现代的产物，不过其最核心的观念恰好可以作为现代国家理论的批评性力量。

虽然，在官方的文件中，我们依然保持夷的用语，但是，中国的精英群体已经了解到中国所要面对的是一个新的国际格局，尽管那时候还不了解这是民族国家体系。杨度认为在强权的时代，须以国家思想才能抵抗外国的侵凌，因此主张抛弃天下主义和家族主义，提倡国家主义。亦复大侵小、强凌弱，而必有其借口之端。《中国中古时期国家的形态》，载氏著：《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152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通过国家间相互主宰与竞争的地缘政治关系，通过观念和公共政策模式的国际间交流，还通过贸易、生产活动的分工，资本流动以及国际金融等全球经济模式，这些背景不断地冲击着个体的国家。

[34] 由于新的国际秩序是由西方新兴的国家所建立的，出于掠夺资源等殖民活动目的，这些新规则的制订者在指责中华帝国没有遵守这些规则的时候，根本无意以平等的立场来对待我们。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好，不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不好。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43] 孙中山：《三民主义》，2页。

此无他，以为中国以外，无所谓世界，中国以外，亦无所谓国家。《汉书·元帝纪》载:帝为太子时,尝侍燕于宣帝,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他说：圣人心同天地，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必无因其种族不同而有歧视之意。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

道德的提倡，固然可以作为一种正面的制约，但它却无法回答君主不修身时该如何的问题。[30]《春秋繁露·王道》篇也有类似的说法：亲近以来远，故未有不先近而致远者也。

对于何为全球化的描述，不同的学者角度不同，甚至立场大相径庭。《礼记·明堂位》中说：昔殷纣乱天下，脯鬼侯以飨诸侯。

由此，天下观念所指向的王道乐土或许为大同世界，而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小康社会，则可以被视为是大同社会的必要准备。首先他坚持儒家的以王道为最高的立场。而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要对西方为主导的种种全球化的未来的设想进行检讨，特别是对他们那种建立在自身国家利益上的掠夺式的世界秩序进行必要的批评，体会到天下一家的王道秩序对于展望未来良善的政治秩序的建设性意义。所谓博爱主义、世界主义。[11] 既然政治的核心问题在于榜样的力量，那么修身的问题便必然成为重点，这样，儒家的政治一直与伦理道德实践密不可分。无论是国际减排协议的签署所遇到的难题，还是我们正在面对的朝核危机，之所以达致共识是如此困难，其原因不言自明，因为背后的利益没有真正得到协调。

故作为天子的皇帝，不只是‘国家的元首，更是‘天下人民的代表与依赖。[20] 因此，王者之所以成为王者，就是因为他能将天下秩序现实化，儒家并由此塑造三代之治，将之视为是天下秩序的具体呈现，也就是王道世界的现实版。

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德由于正。在陈独秀他们这些比较倾向于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看来，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才是关键，而如果利用国家来为少数人的利益做屏障，或者欺凌弱小的国家，那么这样的国家也是应该破除的偶像。

其他还有关于九州和五服的说法，《尚书·禹贡》虚构了九州与五服的体制，并说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抑岂不至德而深仁也哉。

荀子也说：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天下是一个复合式的观念，一方面，它指称一个地理上的概念，另一方面则意味着一种政治秩序。所谓仁政，并非是对孟子的仁政思想的简单重复，而是仁政的原则的继承，这个原则将政治秩序的基础确定在道德而不是力量，建立在吸引而非让人屈服。但与此同时，他也发现西方人在进行他们的殖民行径时，所采用的理由，依然是另一种普遍意义上的世界主义。

国际主义是这样一种理念，即认为各国和各民族应当相互合作而不是只专注于各自的国家利益，更不应以不合作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59]。[14] 这样的观念在儒生那里几乎是一以贯之的。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强盛的国家和有力量的民族，已经雄占全球，无论甚么国家和甚么民族的利益，都被他们垄断。

[40]但梁启超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竞争的世界中，国家是促使文明进步的最高的团体。这个主题也是历代儒家和皇权之间紧张的主要内容。

总体来说，外部的环境使中国的天下秩序难以维持，天下秩序背后的天下观念当然也就成为无本之木。荀子所真正反对的是使用权谋而获得政权的人。他说：今之建国，由他国之外铄我耳。所以董仲舒说：天以天下予尧舜，尧舜受命于天而王天下[19]。

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誉于天下者也。见氏著《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因此，孟子将统治者的自身的修身活动视为仁政的起点。进而儒家或被视为是一种过时的、无法应对现实需要思想而被否定。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样，道统的力量下降为一个道德批评的力量，而不具备现实的纠正功能。